成立于1849年的香港游艇会是中国第一批的会员制私人俱乐部。 CFP
从王府花园走入私人俱乐部
如果有人说俱乐部的最初起源来自17世纪的英国，请不要过分相信。
确实，17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贵族沙龙确实是会所发展的雏形，但是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早在中国唐朝，就有“往来无白丁”的陋室文化，或许这不是物质奢华的表现，但这种“划圈子”的形态却正好是私人会所的文化内核。
接下来的千年时间，陆续出现王室富豪的私人行乐官邸，且不说奢华的王府花园，宋子文在上海与朋友打牌玩赏的那套别墅，低调高雅，设备齐全且警报系统健全，这可算是中国私人名义会所的又一代表作。
不过如果提及中国会员制的私人俱乐部，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上世纪90年代悄然出现的京城四大会所，更有很多人直接将中国私人会所历史的起点“骄傲”地定在了上世纪。
假如没有1997，这或许是真的。不过经历过1997后，我们的私人会所历史可以“更骄傲”地定在十九世纪。
1849年的香港游艇会和1884年的香港马会是中国第一批的会员制私人俱乐部，最初的会员也多是崇尚传统的中年人，有的甚至是世袭的英国贵族。延续英国贵族的高雅习惯，这些俱乐部具有简约高档的配套设施，服务沿用英国管家制，活动也是与骑马和游艇等高档活动靠边，等于说，那个时候的俱乐部，还是相当OLD SCHOOL的。
延续这种对传统贵族生活的尊重与向往，京城90年代出现四大会所也或多或少地追求“最传统”的风格。1993年的长安俱乐部，1996年的中国会，都是走雍华宫廷风。他们在建筑或装修上保留了大气的传统精髓，但没有什么特别花哨的卖点，因此它们会费标准也许要低于那些配套设施更为先进的俱乐部“新贵”，但它们更具备一种贵族所有的低调、高贵的气质，因此比较吸引成熟类富豪。
1999年-2003年短短几年时间，让大多数人恍若隔世。除了刚过完“末日”恐慌，又有一场全国疫情，恐慌刺激老百姓的生存欲望，刺激富豪的消费欲望，因此他们也需要有更多的平台和机会赚更多的钱，于是俱乐部“圈子文化”的优势与便利此时显得尤其突出。这段时期“行内”特色的俱乐部纷纷出现，富豪们进入“最扎堆”期。
2001年的银行家俱乐部在上海声名鹊起，不仅因为每晚平均收费1000美元的卧室，更因为配套了据说软硬兼施都绝不松口的服务员，成为行内最安全的俱乐部。2002年在北京和上海成立的美洲俱乐部则已开始大批地吸引外国商人和外交官，从硬件设施到软件配套都开始进入国际化水平。
风雨过后，2004年开始的中国人，从平头百姓就开始追求“品位”二字。懂不懂不要紧，就追求着呗，也许可以从选择去星巴克而不喝速溶咖啡开始。私人会所也在这个时候与时俱进，有钱没地位免进，同时以艺术与品位为衡量，试探着富豪钱包的深浅。
2004年上海雍福会，有被设计杂志《WALLPAPER》盛赞的植物墙和英国第一代冰箱的同时，还有清朝长廊里中国的戏曲表演。更多飞机、高尔夫俱乐部也在这个时候涌现并完善，越来越多的富豪家庭愿意在周末开半天的车到郊外吃一顿100美元的早饭。
由此看来，中国私人会所是以几何级数发展，迅速地用十数年时间升级，而同时，中国有能力在私人会所里消费的人群也能跟得上这个几何级数的发展，从某个角度来说，幸甚。
